当我们的故事变得单一的时候,我们就失去了梦想,有大多数人失去了尊严 | 郭玉洁 一席第453位讲者
郭玉洁,写作者,《正午》创始人之一。
但是与此同时我也在想,到底谁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痕迹,谁的生命被记录了。当然,很明显,是那些大家认为重要的人,那些有名的人。会有人知道那些普通人的故事吗?比如说我那个姨妈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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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想象的城市点亮一盏灯
郭玉洁
大家好,我叫郭玉洁。
就像刚才这个短片里面所展示的一样,我的工作是写字。所以今天能够站在这里,在一个剧场的舞台上跟大家交流,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新鲜的经验,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
我大学时的一位老师,也是一个著名的学者,陈平原老师,他曾经讲过一个经历,我觉得非常有意思。他是知青那一代,在“文革”的时候就下乡插队。他所在的那个村子有3000人,文化生活相当贫乏,所以他的大队书记就交给他一个任务,让他在过年的时候给大家讲《水浒传》。
当时他是在一个非常大的晒谷场上,可能比我们今天这个场地还要更大,在晒谷场的中间放了一个乒乓球台,球台上再放一个桌子,他就坐在那个桌子上跟大家讲《水浒传》,讲得非常成功,他自己也觉得很满意,农民也都很喜欢他。
过了一段时间,最高领袖号召说,我们要学习《红楼梦》。所以大队书记又交给陈老师一个任务,说我给你15天的时间准备,你给大家讲讲《红楼梦》。陈平原老师准备了3天,然后他跑去跟那个大队支书说,你还是让我下地干活吧。
他说,我很难想象在这么多农民面前去讲一个贾宝玉和林妹妹的爱情故事。这是一个原因,就是你所要讲的内容和听众之间的连接到底是什么。另外一个原因就是,《水浒传》是经过了几百年的口头文学传统的锤炼,而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坐在书斋里面自己批删十载,十年反复修改写出来的这样一部作品。这个作品里充满日常生活的细节,还有微妙的心理活动,它不适合面对面地做一个好像说书一样的表演。
其实现代以来,写作者基本上都是像曹雪芹这样地坐在书桌面前,面对墙壁,假装读者不存在,然后写几千字、几万字、几十万字。当读者拿到书或者是打开手机的时候,也是一个孤独的个人,面对的是文字。
这是现代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,我们中间有一个介质,不是直接面对面的。所以这也导致很多写作者其实是非常内向的人,不擅长口头交流和沟通,包括我自己也在内。所以我说今天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,原因也就是这个。
但我为什么还要来这里跟大家面对面呢?第一个,我觉得是对文学写作,或者是文字工作的一个反思,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学习口头表达,作家也应该学会公众的演讲。另外一个原因是,很多人也都问到,我自己也经常在想,就是在今天,我们所谓的被互联网席卷的这样一个时代,大家都认为我们应该去做视频、做游戏、做图像,文字有可能被边缘化的这样一个时代,我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,在写作。
我想从我的成长经历开始讲。我是出生在一个非常边远的小城,有多小呢,就是我们那个城市有四条街:东街、西街、南街、北街。在四条街的中间的那个交叉口,我们叫作“大十字”,那就是我们的商业中心,我们的CBD。
这个小城是怎么样偏远呢。为了方便,我经常跟陌生的朋友介绍就说我家在丝绸之路上。大家就说“喔”就知道了。但实际上不是。丝绸之路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点,叫武威,从武威往沙漠中间岔出去大概90公里,就是我家。它是在中国的第二大沙漠第三大沙漠中间的一块绿洲。
这样的地理位置说明它的生态环境是非常脆弱的。从小我就有这种记忆,它是一直有可能被沙漠化吞噬的这样一块地方。所以我的朋友说我的家乡是沙尘暴的故乡,有一天如果它被沙漠吞噬的话,就是中国的第二大和第三大沙漠合并。
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也说明它不重要。它在经济价值或者是交通价值上都不重要,所以直到现在我们家那边也没有通火车。我们要去所有的地方,都要先回到丝绸之路上,先回到武威,然后再出发。所以我们那边的人其实有很多从来都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,包括我自己。我在读大学之前很少离开过。
我一直觉得我的家乡就好像是一个世界尽头一样的地方,不通往任何地方,就是一个死胡同。它的时间也是静止的,好像永远不会发生什么变化。
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是1970年代末,“文革”刚刚结束没有几年,所以文化环境也不好,没有电视,更不会有网络,书也非常少。这种时期持续了很长时间,我到中学的时候还经常去新华书店,书架上每一本新书我都能立刻看得出来,因为书实在太少了。
所以在这种成长的环境里面,我的启蒙读物就是我爷爷的书: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,还有像一些评书《杨家将》、《薛刚反唐》。还有就是1987年电视剧《红楼梦》上演之后,我妈妈从她朋友那里给我借来了《红楼梦》。
读《红楼梦》的时候我才9岁,是非常奇特的一种感觉。一方面是我年纪很小;另一方面,其实我家是非常贫穷的一个家庭,刚刚摆脱了饥饿,大概在过年的时候可以吃肉。那样的一个家庭,可能在《红楼梦》里面就是刘姥姥家或者焦大家。但是《红楼梦》展现的是一个穷奢极欲、精致到无法想象的富贵人家的生活。
有一个细节我印象非常深刻:就是刘姥姥进了贾府,贾母带她到大观园里面去逛,然后大家也就拿她取乐,因为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庄稼人。吃饭的时候凤姐就给她夹了一道菜,说你们庄稼人天天吃茄子,尝一下我们这儿的茄子做得怎么样。刘姥姥吃了一口,说你骗人,这个肯定不是茄子,如果这个是茄子,我们就不种粮食了,天天种茄子。大家就说这真的是茄子。然后书里面说,刘姥姥细细嚼了一下,说这个茄子是怎么做的,你告诉我,我回家也做去。
凤姐就说,不难。你就把新鲜的茄子皮削了,把茄子肉切成丁,用鸡油炸过,和鸡胸脯肉、香菇、笋、五香豆腐干还有各色干果炒了,用鸡汤再煨一次,用香油和糟油把它放在那个坛子里面封起来,吃的时候拿出来。刘姥姥就伸了一下舌头,说天哪,这么一道菜倒要十来只鸡来配。
我看了这一段之后觉得太神奇了。我就跑去找我弟,我跟他说《红楼梦》里面有一道菜做的是茄子,但是用了十几只鸡。然后我弟说:“天哪,这得多大的盘子啊。”
所以我就一直记得这个非常可爱但是意味深长的一个对话。尽管我们物质上的生活差距这么大,但是我觉得《红楼梦》里面讲的很多东西我都能够理解。我能够理解一个人他只喜欢看《西厢记》,喜欢看《诗经》,但是他不喜欢看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不想去参加科举考试。我虽然还很小,但是好像也知道谈恋爱的时候应该要找一个谈得来的人,以及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,就是最繁盛的时候一切也终将逝去这种悲哀的氛围,我想这是中国人骨子里面一种无常的感受。
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杰作能够带给一个小孩的,在一个你觉得很贫乏的生活环境里面,它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。当你合上这本书的时候,你久久地沉浸在里面,不愿意离开。但是从此之后,这个世界就在你的心里了,你就大于你的生活,大于了你的现实。
那现实是什么样子呢?我那个时候觉得现实真的是非常地无聊,家里人永远讲的就是过去他们的记忆。他们的记忆是什么?就是刚刚从苦日子里过来,所以他们的苦日子都是为了教育你不要那么多抱怨,那么多要求,现在已经不错了。
我母亲她最喜欢讲的是她的家族记忆。她是出生在一个大地主的家庭,1949年之后这当然是一个原罪。所以在“土改”当中,她们家的土地、煤矿都收归国有。我的外公外婆是饿死在家里,我母亲当时还很小就成了一个孤儿。
在1959年到1961年中国三年大饥荒里,甘肃是受灾最严重的一个省份,所以从小我听到的故事都是如何从饥饿里面生存下来。有很多人逃难去了新疆、内蒙古,有很多人真的就饿死了。
当时我的母亲——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,她的父母双亡,她怎么能够活下来?她讲的就是这段时间她的经历和记忆。我母亲的一个姐姐当时考上了师范学院,师范学院是供应伙食的,一顿饭发一个馒头。我的这个姨妈就打算把她的妹妹、我的母亲接到城里来,一起用这一个馒头生存。
从村里到县城,她们走了一天一夜。路上会经过一段沙漠,晚上她们就在沙堆旁边睡觉。沙漠里当然在晚上是又冷又饿,所以第二天我这个姨妈醒过来的时候,我母亲没有醒来。经过的一个路人就跟她说,你这个妹妹不行了。我的姨妈非常地生气,她用她想到的最坏的最恶毒的话把这个人骂了一顿。然后她生了一堆火,抱着我的母亲到火旁边温暖她,让她能够暖和些,一直到醒过来。
我从小听这个故事听了无数遍,它完全不像我现在可以讲得这样充满感情。我那个时候觉得厌倦透了这个故事,每次一听到我就想:又来了,又要听这个故事。
我是一个喜欢看故事、喜欢听故事的人,长大以后又成为一个专业的写作者。从我这样一个角度来看,我母亲不是一个很擅长讲故事的人。她缺少了很多细节,讲的时候自己的感情又过分地投入。所以每次她讲到一半自己就已经痛哭流涕,我就已经觉得天哪,又来了。
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不愿意听这些故事,就像我不愿意留在家乡一样。我满心想的就是我要离开这里,我要去外面的世界。其实外面的世界有什么,我当时也不知道。
我中学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。有一天,我们老师说今天不上课了,因为学校里面来了一个美国人。我们那个地方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,所以整个学校都停课了,大家都到开会的广场上去看这个美国人。我站在教学楼的台阶上,远远地看着那个美国人的脸,他是一个胖胖的男的,留着小胡子。人群是里三层外三层,可能有上千人,一直朝他涌过去。他就一直不停地倒退,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。
我的语文老师看见我了,他说你怎么不去,去跟他说两句英语啊。我就摇摇头。当时心想,我以后会见到很多外国人。这是我的志向。当然我觉得那时候我也挤不进去。后来高考我就到了北京,确实见到了很多外国人。
再后来,我进入媒体工作,和很多同行一样,我写的是异国他乡,写的是城市,那些处在时代中心的人物。在平常的生活当中,我很少想到我的家乡。偶尔要回去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地惊讶,因为和外面瞬息万变的世界相比,这个地方好像一直都没有变化——还是沙尘暴的故乡,还是那种亲切敦厚的但是也过分亲密的人际关系,年轻人也总是梦想着要离开这个地方。
这种反差经常让我觉得心情很沉重,但是我也说不出来到底是为什么。后来我在媒体工作了很长时间,当然你在任何一个行业工作很长时间之后都会有一些反思,会有一些厌倦。所以我这两年开始写一些普通人。
我写了一个上海的退休工人,70多岁,他就想做一块自己手表的机芯。我也写一个台湾老兵,他其实就是甘肃人,1949年去了台湾,再也没有回来。
当我在写这些人的时候,我就想到我家里那些普通人。我一遍一遍地想,想他们给我讲的那些他们刻骨铭心的记忆。我忽然觉得我的家乡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地方,它其实充满了故事。它的故事也就是中国的故事,就是20世纪以来的战争、民族矛盾、“文革”、饥荒。这些故事在很多地方都发生过,但是具体到个人身上它从来都不一样,就像我母亲的故事。
然后我就开始一点一点地写一点家乡的事情。每次写一点,都会有很多人在下面留言。他们都非常地激动,用了很多惊叹号,说我也是甘肃人,我知道你说的这些事情。我心想,很奇怪,甘肃人好像很喜欢认亲。
我年前出了一本书,在书的前言里面写到了一点我母亲家族里的故事。然后我就收到了一条最新的留言,说她是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表姐,她的母亲,就是当年逃荒去了新疆的我的另一个姨妈,我母亲的另外一个姐姐。她也很激动,也用了很多感叹号。她说谢谢你写这些,这是给我们最好的新年礼物。
那个时候我突然有点明白了,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激动?因为他们的故事从来没有被讲述过。他们经历了这么多曲折,这么多苦难,这么多挣扎,但是他们的故事从来没有被讲述,也很少被倾听。
当然我还没有真正地开始写我最想写的,类似我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如何从饥荒里面过来的这样的故事。因为在那个讲述背后有太深刻的情感,是我很畏惧去触碰的。但是我想,我总有一天会写,我要去采访她们,我要知道那一天在沙漠里面的那个夜晚,一个16岁的女孩,她想要救活6岁的妹妹,这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?她们经历了什么?
但是很不幸,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,我的这个姨妈,就是这个曾经的16岁的女孩,她去世了。我晚了一步,可能有一段记忆就永远地失去了。
我想起来我刚刚在媒体工作的时候,曾经在一个杂志主持一个栏目,叫作《逝者》,就是写去世的人。这是西方媒体的传统,就是你可能结婚、去世、断绝关系都要在报纸上发表一个声明,让大家知道。我当时所在的杂志是在中国比较早开始做这样的一个栏目的。
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。我那时候还很年轻,二十四五岁,但是常常面对的是那些刚刚死去的名字。我要去想他在他那个年代到底经历了什么,他的生和死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又意味着什么。
我的一个朋友有一个很温暖的比喻,他说好像就是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灯光,别人都没有注意到,但是你会注意到有几盏灯在这个晚上熄灭了。你用你的写作又点亮了几盏,放在一个想象中的城市里面。这就是一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痕迹,他尽管去世了,但他留下了一些什么事情。
我特别喜欢这个比喻,但是与此同时我也在想,到底谁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痕迹,谁的生命被记录了。当然,很明显,是那些大家认为重要的人,那些有名的人。
会有人知道那些普通人的故事吗?比如说我那个姨妈的故事。我在《正午故事》的前言里面,也引用过君特·格拉斯演讲里面的一段话,他是在讲为什么他会开始写作。
格拉斯是一个政治性非常强,很严肃的一个作家。他的一生其实也经历了20世纪所有重大的政治事件:第二次世界大战、德国的纳粹,包括冷战。他有一个表舅在他们那个城市的邮局工作,那个城市是相对独立的一个自由市,叫但泽。当德国人来到那个城市想要控制那儿的时候,他的表舅参与了对党卫队的抵抗,然后被抓起来枪毙了。
格拉斯写道:他好像在行刑队面前消失了,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谈论起这个人。后来格拉斯曾经做过石匠,然后学雕刻、学画画、学习写小说。他说我在做雕刻的时候、写小说的时候,我觉得有一个形象就在那里,他等待着我去发现,就是我消失的表舅。他说在我的作品的每一个碎片里面,都长眠着我母亲心爱的表弟。这是格拉斯认为的艺术创作的意义和写作的意义。
事实上,所有的年代其实都是一样的。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意味着遗忘,我们每生活一天就失去一天,艺术创作,或者说文学,或者是写作,就是留住这些记忆,恢复这些被遗忘的名字。
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记住。有一句话说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,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是由成功者书写的。当我们的书写、我们的故事变得单一的时候,其实我们就失去了梦想,有大多数人失去了尊严。
所以在我看来,这就是写作对于我来说特别重要而急迫的意义。它是一种最便宜最自由的工具,你不需要资本,不需要考虑票房,只管诚实地去写,写你自己,写你的父母,写那些被有意或者无意遗忘了的人。然后把他轻轻地放在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城市,那个人类记忆的宝库里面。
当有一天有一个读者翻开这一页的时候,他觉得这好像是一个陌生的世界,但好像又完全是他自己的心灵。这就是我认为写作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。
好,谢谢大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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